在当代，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加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危机的蔓延，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已成为国外左翼运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其影响不断扩大。生态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左翼思潮，它以生态问题为突破口，对当代资本主义体制的非正义性展开全面批判。整体来看，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我们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反思，并区别其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不同。

一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彻底性。无论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绿色理论，还是用绿色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柏克特所谓的“第一阶段的生态社会主义”，所做的只是对于二者的外在嫁接，这种嫁接产生了第二重矛盾，即双重危机问题，以及要求诉诸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少数群体而不是工人阶级作为反资本主义的依靠力量，等等。从这些理论后果上，可以看出它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它也要求社会主义，但是这种社会主义诉求并不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而得出的，由此也导致了它经常会在绿色经济、后现代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生态自治主义等思潮之间摇摆不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觉得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停留在人道主义批判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源自于它的科学性，体现在它对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科学分析方法。有别于以往的任何抽象的、人道的、概念性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这个规律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评。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以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的天才创见，深刻揭示出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而生产资料私有制无法容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的本质使然，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比如当今的各种政治经济问题、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生态危机问题等，并不是发展到特定阶段才会产生的，而是本身就蕴藏在它的基本矛盾之中的，就像胚胎中蕴藏着生命的所有讯息那样，只有当它长成之后才能明显而易见，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必然是社会化大生产，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顺应了这一趋势而是完全与之相逆的。

　　以当今非常突出的生态危机问题为例，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是一种典型的公共财富，不适用于私有制，它要求共有、共治、共享，但是在资本主义的解决方式中，就是将所有的物品都变成商品，甚至“碳排放”权利和配额也能变成商品进行交易，这是典型的私有制下的思维方式，因此它不可能真正解决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各种气候协议的实施都流于失败的根本原因。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局部的、本地的、区域性的问题，而且在气候危机中表现为全球性问题，正如贫富分化也不仅表现为一国内部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化，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表现为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对立、全球跨国资本家阶级与全球工人阶级的对立，这种种不断尖锐化的对立、冲突和危机突出地表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基本矛盾，展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悖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化大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愈发展，就愈加感受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对它的束缚，资本家阶级用“资本”这个最一般、也最普遍的载体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而它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又将工人与生产资料相分离，即它在劳动者和生产资料、自然条件之间造成了既结合又分离的现实，而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应用，私有制愈发成为全体人类福祉的障碍和毒瘤，因此必将成为“消失着的中项”，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的直接结合，意味着生产资料和自然条件的社会化管理、共治共享，意味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双重和解，这种共同体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内涵。从这个角度来审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我们没有看到对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调，因此，现阶段在整体上看它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

二

　　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对于历史造成的以及现实经济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补救和优化，强调的是建构性。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作为一种当代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球垄断帝国主义阶段，对全世界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剥削和掠夺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剧烈程度，使得世界人民无法承受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灾难，从而激发的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左翼运动，它更多地强调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这种批判性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建构性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

　　其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依据，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循序渐进而又颇富成效地进行的。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环境保护、20世纪9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理念、21世纪以来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发展并列提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先进性，因为在国外绿色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历来都是难以兼顾与彼此相容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人民富裕与生态优化的统一，这对于世界环境政治理念都是一种创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更是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而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它的确是一种处于上升势头的左翼运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其产生的影响仍然处于发展之中。甚至还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具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反抗运动。

　　再次，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重实践。长久以来，中国的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与环境管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这一痼疾，党和政府采取了铁腕措施，惩治腐败和惩治环境违法行为是两个重拳，其目标都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因此，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重视环境立法执法，强调依法治理。与之相比，生态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思潮和运动，无法在实践中施行其理念，更多的是著书立说，宣传民众，激励大众反对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朝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宣传迈进。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直接投身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但这些运动的性质仍然是新社会运动，更多地停留在发泄情绪和立场态度的表演上面，而难以真正触动现存的资本主义体制。因此，尽管生态社会主义者们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能源、城市、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美好设想，但是由于力所不逮，而无法将这些设想付诸实施，因此，它的实践效用非常苍白。

　　归根结底，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与作为左翼思潮和运动的生态社会主义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在于指导思想的不同。前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后者思想派系芜杂，即便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思想和立场的交锋，这种争论尽管在理论上也许有助于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入发展，但是在实践上却无益于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作者：张 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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