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推动创新文化的建设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作用，其作用丝毫不亚于大幅度提高资金投入水平。事实上，人的创新观念不形成，相关的制度形成及物质环境构建都是“空中楼阁”。与创新型国家要求相比，我国科技界的创新文化建设还不尽完善。

　　问题之一，脱离实际。国内许多学者为了职称、奖励、待遇进行研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话题，有关政府部门为了遏制这种趋势，采取了许多方式：改职称评定为聘用、减少评奖数量、实行岗位绩效工资、推动应用性成果进入市场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学术研究与世隔绝的局面，但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内部脱离实际的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许多学术研究依然是为了某种资格、荣誉、待遇。深究根源，有学者自身的原因，例如为学术而学术的清高思想，纸上谈兵的夸夸之风，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各种学术制度。科学研究的真谛是探索真理服务社会，一旦这种研究活动成为小圈子里的贵族化的活动，科学的价值也就急剧削弱！

　　问题之二，回避风险。尽管我们老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具体到每个项目、每个专家，成功却变成了唯一的选择。失败成了科技项目发布者和承担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乎，回避风险成为许多人立项中自觉不自觉的原则之一，只要是国外没做过的，项目申请者不去做，项目评审者也不相信。这导致模仿跟踪之风成为我国科技界的主流，长此以往，自信心越来越弱，创新型成果越来越少。

　　问题之三，文人相轻。这个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古时的文人间就存在彼此轻视的现象，正如曹丕所言：“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这种现象到了现代的科学研究领域，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蔓延。一个学者得了奖，拿了项目，有的同行不是探求其价值所在创新所在，而是先攻其不足，或方法或条件或队伍或目标，总之哪里弱攻哪里。这种思维习惯看似学者的批判意识，实际根源于中国的小农意识，甚至表现出某种阿Q精神，其危害既滋长了学术界浮躁自夸之风，又导致团队攻关、集成创新难以实现。

　　问题之四，近亲繁殖。国内不少大学、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留自己学生的习惯，教授、博导将自己门生留下来作助手，逐渐成长为新的教授、博导，如此延续，同一师门的徒子徒孙济济一堂。这种做法利于在一个单位里形成稳定的学术传统与风格，但也制约了不同学派的交叉，有时甚至形成“武大郎开店”，一代不如一代。国内大学的这种用人传统，与世界一流大学大多不留本校毕业生任教、师资来自五湖四海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原始性创新往往就出在学科和学派交叉的地方，如果被一个权威、一种风格、一支队伍牢牢控制，无法激发出不同观点、不同声音的碰撞，一团和气，步调一致，又何来创新能力的提高？“四世同堂”看起来其乐融融，实际上画地为牢，隐患无穷。

　　问题之五，压制后学。中国是一个讲究长幼有序的社会，在学术界，青年后学对自己师长的尊重有加，不仅体现在态度上，还体现在项目申请、成果署名等方面的自觉退让行为中。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学术界内部，许多人从骨子里就认为年轻学者不到一定年龄是无法超过年长学者的，因而在项目、任务、经费安排上，年轻人、小人物总是受到挤压，一些敢于冒尖的年轻人更是不断遭到排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给处在创新高峰期的年轻学者以舞台，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鼓励青年学者担当项目主要负责人。但就是这一规定，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年长学者依然能创新、剥夺了年长学者的工作权利、搞年龄歧视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界内部的某种情绪。实际上，鼓励年轻学者勇挑大梁，是基于科技创新的基本规律以及世界科技史的经验做出的，谁都没有否认年长学者的培育作用、引导作用，以及某些大器晚成、梅开二度的现象。在中国科技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向年轻学者倾斜，又有何错？ 以上举出影响创新文化建设的几种问题，无意否定中国科技界的优良传统和辉煌业绩，只是为了更积极地谋划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大业，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出谋划策。这些年，国家和全社会给科技的投入不断增加，学者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但真正叫得响的成果与人们的预期还有相当距离。这应该引起科技界特别是科技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在四处化缘大力增加科技投入的同时，一定要花更大气力建设创新文化。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在这种文化和制度建设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主导作用。中国的创新文化建设还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境界，直面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端。（《科技日报》2006-3-31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