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基地，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是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日趋显著的基础和生力军。大学既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源源不断提供人才，又直接参与创新活动，承担着2/3左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大量973、863计划项目，建有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占全国总数的近2/3。可以说，如果中国要建成创新型国家，就必须形成一大批具有创新型办学理念和实践的大学群体。从一个社会的创新氛围上看，只有当大学首先成为一片创新的“净土”，全社会的创新之花才有了源头活水的浇灌，才能形成创新的满园春色。

　　爱因斯坦晚年时曾说过：“我从事科学研究的动机，来自一种想要了解自然奥秘的无法遏制的渴望，而不是别的什么目的。”这种纯净的念头支持着他从最早供职的苏黎世大学到最后归宿的普林斯顿大学，安静地、不计得失地探索着自然奥秘。大学就要成为这种科学探索者的家园，成为这种科学探索行为的乐土。

　　不要让大学成为官场。曾有一个国内大学招聘科技处处长，一批教授、博导报名，学校领导很高兴有如此高层次的应聘者，但却忽视了其中的隐患———如果一个大学里的学者都不愿呆在科学实验室，而是热衷于进入行政办公室，这个大学的创新能力也就无从谈起。这种状况与传统的“官本位”观念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如今不少大学越来越像行政机构，而不是学术机构。在各种课题资源、招生指标、学科设置的分配上，行政人员的权力越来越大，这使得一般研究人员成为行政体系中任人拨弄的棋子，即便是白发苍苍的知名教授也得接受年轻行政人员的左右。而且，如今大学教师需要参与的评奖、评审、评估太多，包括各种科研成果奖、教学成果奖、人才奖，还包括博士点、硕士点、重点学科的评审以及各种教学评估等，名目繁多应接不暇。这种局面不是一时的，也不是一点的，而是长时间慢慢形成的、在许多大学都存在的现象。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大学官僚体制，不能从骨子里尊重学者的主动权，我们的大学永远只能产生越来越多的教授处长，而真正的自然奥秘探求者则渐行渐远。

　　不要让大学成为商场。如今，教授讲课几千元、上万元已不是稀罕事，教授在公司里兼职或干脆开公司当老板也很盛行，这原本是体现了知识的价值，但其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不少教授不愿意接课题做研究，而是喜欢“一招鲜、吃遍天”，到处讲课拿出场费，喜欢用着廉价的学生劳动力做老板。很难想象，一个与人就讲课费讨价还价的学者还能在实验室里孜孜以求地探索自然奥秘。我们不能反对这些市场行为，但从大学在创新型国家中承担的功能来看，我们也决不能提倡这种行为。大学的一个重点任务是基础研究，是提供原始性创新成果，这种研究与成果都是与个人利益需求无关的。而且，不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大学教授都不应该去办企业。现代社会需要有分工，越是管理科学、运转高效的社会，越需要社会分工，教授都去办企业，企业家的作用又何在呢？现在的大学教授已经成为社会显示度很高的群体，也成为了国家税务部门收取个人所得税的群体，但其精神价值与创新成果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反思吗？创新型国家的大学不需要越来越多的教授富翁、教授老板！ 千万不要让大学成为名利场！还原大学的基本功能，建设神圣的科学殿堂。让我们的大学教授们沉迷于真理的大海乐而忘返，这样，当创新的“苹果”掉下来时，才能产生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