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保六院士的故事

　　 　　

走进我校植物保护学院办公楼一楼大厅，迎面可看到4块大展板，上面用图片和文字介绍着曾经和正在该学院工作的六个院士：涂治、林镕、周尧、李振歧、魏江春和康振生。

每年秋季迎新或者校外专家来访，学院都会安排工作人员向新生或客人们逐一介绍这六个院士的故事。学院党委书记张俊杰说，六院士是植保学院“爱国敬业，乐群惜时”院训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更是科学家精神的典范。

涂治：受共产党鼓舞奔赴西北的留美博士

涂治是湖北黄陂人，出生于1901年，逝世于1976年，是我国农业教育家、植物病理学家，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涂治在西农工作了近5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传奇。

1929年，涂治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大学博士毕业，满怀科学报国的愿望回国，先后在岭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但“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民族危难日益深重，涂治开始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

1935年8月，工农红军还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涂治读后内心极为震动。他从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于是毅然放弃了湖北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职务，只身来到大西北，出任成立一年多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教务长。之所以到西农，是因为这里接近延安，方便他进一步观察时局和接受教育。

在西农期间，涂治有了接近中共党员和进步入士的机会。当时做党的地下工作的乐天宇同志，便是涂治的知心朋友之一。在频繁的接触中，乐天宇向涂治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涂治深受感动。当时他曾和乐天宇商定，准备寻找机会结伴去延安。

西安事变发生时，学校暂时停课，辛树帜校长委派教务长涂治一行到西安了解情况。涂治返校后，立即召开全校大会，说明西安事变发生的缘由，使师生们得知事变真相，增强了抗日救国的信念。抗日战争开始后，西农和全国一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曾召集国内各大专科院校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时任学校教务长的涂治曾带领学生代表陈志远、王天岳奔赴南京。

在学校，涂治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和中国共产党的救国主张，不断鼓励进步学生投奔延安。对愿去延安的，他赠送衣物，安排行程。涂治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不久，他被撤去教务长职务。

这个时候，盛世才在新疆推行亲苏政策，大批共产党人进入新疆。得知这个情况，涂治放弃了去延安的念头。离开西农后，于1939年春到达新疆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先后担任新疆高级农业学校教务长、新疆学院农科主任，后又继共产党人林基路、郭慎先之后，担任新疆学院教务长。在此期间，他与陈潭秋、毛泽民等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林镕:怀科学救国之心的留法博士

林镕是江苏丹阳人，出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1年，是我国植物学家、植物分类学家，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院士（学部委员）。

他是一名始终怀揣着科学救国之心的学者，是令人尊敬的“武功四君子”。

1919年，林镕高中毕业之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全国大力提倡以科学、民主救中国。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林镕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团体，并以优秀成绩获准赴法留学。1930年林镕以高水平的真菌学论文通过了学位考试，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秋回到离别十年的祖国。

1930年至1937年，林镕先后担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还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和需要，从研究真菌学转为以研究种子植物分类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也因此奠定了之后一生的研究生涯。

“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平沦陷。尽管那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但他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1938年，他变卖家产做为路费，只身离家来到大西北，在陕西武功任职西北联合大学教授，随后转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在他任职西北农学院教授期间，当时学校的一些进步学生因响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作为老师的他为之震撼，更为学生们的爱国情怀所感染。他感叹，日军侵略，只有全国上下凝成一条绳，才能救中国。于是，他和同校的金树章、虞宏正和一位物理学教授一起，反对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多方设法营救，终使这些学生获释出狱。他们的正义行动被时人广为传颂，并誉之为“武功四君子”。

林镕用一生诠释了爱国敬业。他说：“做一个中国人，总要为中华民族留下点东西，增添点什么”。他是这样做的，我们也是这样感受到的。

周尧：从戎到虫的虫博士

周尧是浙江鄞县人，生于1912年，2008年逝世于陕西杨凌。是我国昆虫分类学家，1985年当选为圣马力诺共和国国际科学院院士。

对于每一个植保人，他是每一个人心中永远的“蝶神”。

1936年，周尧前往意大利那波利大学，追随著名昆虫分类学家西尔维斯特利攻读昆虫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周尧每晚都是拔剑起舞、长歌当哭。他向导师表明自己“不杀大虫，杀小虫何用”的心迹，决定回国报效祖国。

1938年4月，周尧横跨万里，辗转漂泊了30天后，回到了祖国。回到祖国的第二天，他就穿上军装，不畏生死，随军到了抗日前线，开始了他短暂的投笔从戎生涯。

1939年5月，周尧在听从师长的建议下，结束了长达三个月的从戎生涯，继续回归昆虫学专家的身份，并以昆虫学专家的身份参加了中英庚款会川康科学考察团。同年11月，他被聘为西北农学院教授。

1948年4月，战局紧张。国民军二十八团进驻学校，教务长宣布“学校被迫解散”，各人自奔前程。周尧思忖很久，决定留下来。除了抢救仪器和图书等，他还组织留下来的员工和学生们自发地保护学校。

从1939年到1979年，整整40年间，周尧把对祖国的爱倾注在工作中，时时不忘在学术上为国家争荣誉、争权利。他通过创办国际性的昆虫学杂志、开办专业出版社、建立昆虫博物馆、设立昆虫学研究奖励基金，推动了我国昆虫学史的长效发展，向世界证明了我国古代昆虫研究的辉煌。

“我与蜂为花事忙，唤醒大地春光漾。牡丹海棠巧梳理，莺歌燕舞也登场。栩栩庄周梦中身，依稀葛洪五彩裳……”这首由周尧所作的《蝶之梦》，描绘的正是“蝶神”璀璨的一生。

李振歧：窑洞里的小麦院士

李振歧是河北遵化人，生于1922年，逝世于2007年，是我国植物病理学家和小麦锈病专家，199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没有什么丰功伟绩”，他说自己只是众多奋斗在三农事业当中的普通一员。但正是在这个普通的岗位上，他为国家挽回粮食损失4.25亿公斤！

李振歧出生于河北遵化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目睹病虫害给广大人民造成的惨重损失使他立志要为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努力奋斗。1944年12月李振歧参加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兰枷训练基地接受军事训练，退伍回国后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转入国立西北农学院植物保护系学习。

1950年，小麦条锈病肆虐，减产120亿斤，足够1700万人吃整整一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召开专题会议，成立小麦条锈病防治的全国性协作委员会，年仅24岁的李振岐作为科技骨干参加了这支协作攻关队伍，开始几十年如一日攻坚克难的工作。

没有温室，就在地上挖一排小沟，盖上废玻璃片，自己动手建；没有实验室，就把具有海拔高度差的太白山山腰作为“梯度温度实验室”；为攻克条锈病防治难题，延长每年的科研时间，李振歧又将窑洞改建为低温实验室。3个月，越过关山、六盘山，经过乌鞘岭、张掖、民乐县，鞋磨破了，脚走肿了，他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声累。

率领团队在国内首先解释了陕、甘、青小麦条绣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防治途径；探明了小麦品种抗条锈病丧失规律，使得我国在小麦条锈病研究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经过40年的坚守与奉献，李振岐实现了他“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为从根本上解决小麦条锈病对我国北方小麦生产的威胁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从窑洞里走出来的小麦院士，他使黄土地上的绿色更加翠绿，让黄土地上的丰收更加金黄。

魏江春：菌物学中的俄博士

魏江春是陕西咸阳人，生于1931年，现任中国菌物学会名誉理事长，是我国地衣真菌学家，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魏江春与西农的缘分开始于大学时光。回顾当年的青葱岁月，魏江春表示，母校是他一生最难忘怀的宝贵财富。

1944年，日军越过黄河攻打洛阳，魏江春跟着难民群，徒步经洛宁、卢氏，翻伏牛山，往北到商县，过黑龙口，翻秦岭、蓝田，而后到达西安。在宝鸡高中会考毕业后，魏江春在凤翔念大学先修班时参军抗日。随后同同乡李振岐一道参军抗战，远赴印、缅战场。

抗战胜利后，魏江春继续学业修读。1951年经高中高年级学长推荐，魏江春毫不犹豫报考了西北农学院。1955年，魏江春从西北农学院毕业，后被统一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

随后，遵照我国真菌学的主要奠基人戴芳澜教授关于填补我国真菌学中地衣空白学科的主张，魏江春于1958年被派往苏联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地衣学专业，于1962年毕业并获苏联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PhD) 后回国，开始从事地衣型真菌生物多样性及其系统与演化生物学研究。

自1966开始，十年动乱期间，全国的科学研究与文化教育基本停止。直至四人帮被粉碎后，小平同志再次出山，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治国方针，“中国科学院真菌地衣系统学开放实验室”作为全国第一批17个对外开放的实验室（所）于1985年正式成立。此后，魏江春带领着我国真菌研究学者们开始了新时代的不懈钻研。

半个多世纪以来，魏江春及其团队为我国地衣科学填补了学科空白。这位菌物学中的俄博士最大的愿望就是我国涌现出更多世界一流的地衣学家，促进我国地衣学不断发展与繁荣。

康振生：鞋上满是黄土的归国博士

康振生是四川安岳人，生于1957年，现任 植物保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植物病理学家，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30多年来，康振生立足西北，他既是农业科技的探路者，又是传道授业的掌灯人。

康振生与农业科研结缘于1977年，那一年，正在插队的他考入西北农学院。在目睹了农村的落后后，用科学帮助农民增产增收、摆脱贫困的种子从此在康振生心里种下了。在大学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科研方向——植物病理学。

1982年，康振生开始跟随著名植物病理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振岐学习。两年时间内，康振生出行累计超40次，采集了近7000份小麦标本，足迹几乎踏遍了甘肃南部所有乡镇。最终，他找到并首次在国内公布了使洛夫林小麦感染条锈病的新菌系。

1988年，康振生被公派到加拿大农业部温尼伯研究所深造。1990年末，康振生谢绝导师挽留回到陕西杨凌。凭着一片赤诚之心，他牵头组建陕西省农业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从事农业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2010年，有美国学者发现小檗上出现条锈病。康振生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枝干上带有小针刺的落叶灌木，可能助长小麦条锈病的传播。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康振生走进大山，如海里捞针般寻觅小檗植株，“甚至不确定海里有没有针”。

为搜集足够多的小檗植株，康振生几近痴迷。一次，康振生在西北采集小檗标本，因为满脸尘土且携带有铁锹、GPS等物品，被高速收费站人员误认为盗墓贼和文物贩子，幸亏他及时出示证件，才澄清误会。

功夫不负有心人，海里也能捞金针。通过数千份样本采集、上万次实验研究，康振生团队发现，有性生殖是我国条锈菌致病性变异的主要途径。2017年8月，这项研究成果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植物病理学年评》上发布，引起业内强烈反响。

如今的康振生坦承自己最爱的称呼仍是老师和科学家。他每学期给本科生上30学时的课，身体力行教会年轻人知农爱农；他对科研严谨依旧，从不用自身影响力帮学生申请项目；他一到田里就兴奋，经常为了帮农民看一种小麦病害，翻山越岭几个小时。

2020年7月，康振生在学校的试验田里给近40位师生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在一片金黄色的麦田里，康振生右手握拳上举，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声音久久回荡。

植保六院士的故事就这样在这片土地上，经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