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愚

1936年，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处主任王玉堂的盛邀下，国立暨南大学任教的薛愚离开生活条件优越的上海，来到武功农专，任农业化学组教授兼农化系主任，为农化系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薛愚离开上海赴农专，路过南京时，农专首任校长于右任亲自召见薛愚，鼓励他说：“我最爱中医中药，西北荒地较多，适宜种植草药，陕甘宁地区又盛产草药，你到那里可以开展药学事业。到农专后可以设实验室，进行研究，可以设药厂，提炼中草药。”

中共鄂北党组织创建人之一、中共襄阳县委第一任书记马适安是薛愚在鸿文中学读书时的好友，1933年被捕入狱，关在南京陆军监狱。到农专后，薛愚得知王玉堂是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的旧部，并听说冯玉祥曾营救过不少爱国青年。在王玉堂的引荐下，1936年暑假，薛愚和王玉堂专程到南京面见冯玉祥，讲述了马适安因宣传抗日救国而遭逮捕的经过，冯玉祥当即表示要设法营救。但几经周折，未能使马适安获释。10月，中国化学会和军政部组织召开全国各大学部分化学教师座谈会，研究讨论防空防毒，薛愚作为农专代表参加。会后，他找监狱官询问未释放马适安的原因，并再次找到冯玉祥。冯玉祥听后不

满地说：“好，没放，我亲自写信营救。”说罢，又亲笔写了一封信，交薛愚送往监狱，交涉释放。过了两天，马适安即获自由，几经辗转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薛愚长久以来放在心上的石头才终于落了地。

1936年，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7年9月17日，作为发起人之一的薛愚与农专秘书长杨亦周及进步学生成立了“陕西抗敌后援会西北农专分会”，邀请上海救亡剧团第五队来校公演救亡话剧，在武功演出月余，受到学校师生员工和附近农民群众的欢迎。

针对日本军队利用飞机狂轰滥炸，投放灭绝人性的化学毒气弹，在后援会的指示下，薛愚发挥专业所长，编写了《防空防毒法》小册子，

除在校内宣传、示范和演习外，还由农专印刷散发全国。薛愚还与化学教师葛春霖一起，到西安给中学化学教员训练班和军校进行防毒知识宣传教育。

为了让农专师生募集的寒衣、现金和其他物资充分发挥作用，在薛愚和陕西抗敌后援会西北农专分会宣传部部长、地下党员李道煊的努力下，他们将物资送给了抗日战功大且生活艰苦的八路军，后援会负责送到西安，林伯渠负责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验收。

1938年春，薛愚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见到林伯渠，提出两点请求：一是请林老到农专作一次时事报告；二是请林老写一封介绍他们夫妇二人到延安参加抗日的信件。林伯渠表示：“抗日战争可能是持久战，希望你留在后方从事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从此，薛愚不再坚持己见，安心留在后方，做党需要的工作。

此后，薛愚离开西农，先后在国立药科专科学校、齐鲁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任教，成

为我国多所高等药学院系的创始人。他长期从事天然药物化学研究，是较早应用现代化学理

论和方法研究中药的学者。他先后对醉鱼草、茶叶、川芎、汉木鳌子等60余种中草药的化学成分，特别是挥发性成分进行测定和分析，设计的简易挥发油含量测定器具有操作简单、省时、效率高等特点，优于当时国外同类仪器。

以“勤于职守，忠于职守。宁愿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为座右铭的薛愚，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三届、四届、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分社第一届理事会主任委员，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等职。1949年夏，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召开，薛愚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勉励他说：“搞药很好嘛，要努力啊！”薛愚不负共和国领袖和人民的厚望，一生致力于我国药学教育事业，讲授“有机化学”“药物化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普通

化学”“药剂学”“调剂学”“药学概论”等课程，1940年创建了齐鲁大学药学系。1943年，他认真总结药学教育经验，发表《论药学教育》，阐述了“三级制、三系制与三关制”的“三三制”办学观点，“三级制”即药学教育要分初、中、高三级培养人才；“三系制”即药学院应分药化学系、生药学系、药理系；“三关制”即学习场所包括学校、药房、药厂三个机构。

1952年，薛愚担任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教授、系主任，主持设置生药学、药物化学、药品检验专业，延聘优秀师资，主持修建药学实验楼，购置仪器设备，扩充图书馆，扩大招生人数，培养大量药学人才。1984年，年近九旬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世纪80年代编著了《中国药学史料》和《中国药学会史略》，为中国药学建设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薛愚（1894—1988），字慕回，湖北襄阳人，中共党员，药物化学家和药学教育家，我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人之一。192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化学系，1933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1936年到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任教。作为中国药学教育事业奠基者之一，提出药学教育“三三制”观点，编著我国第一部医药院校教材《医用有机化学》，培养了大批药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