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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克念在火地塘采访当地老人

2015年5月6日的577期 报此时就夹在我书架上《哈佛非虚构写作课》的第278和279页之间，这张报纸上有我加入凤岗通讯社校报记者团后发表的第一篇稿子。

当时恰逢毕业季，有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和学生干部被评选出来，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写到了绵延千里的秦岭。这当然和我采访的那位优秀学姐没什么关系，只是在我去采访她的当天，杨凌雨过天晴，微风习习，经过北校右任书院南面的小路正好可以看到远处的太白山巅云雾翻腾的壮阔。

这样的景象不时萦绕在我脑海，以至于每到晴天，我会在当天下午四点以前走遍西农北校的每一处寻找最佳观景位置，但之后的数次远眺远不及初见时内心的瞬间开阔所带来的那般喜悦激动。

再次翻看这张报纸，我还是会想到被白雪覆盖的山顶和缠绕在山间密林如同白纱一般的云雾，层峦叠嶂的秦岭宛若水袖飘摇……但景致归景致，单论我这第一篇发表在校报上的文章，还远不够人物采访的及格线。

每每想至此，一方面我暗自羞愧于当时的采写水平之低，另一方面又十分感谢校报的指导老师对我的包容，允许我在初次尝试独立采写时恣意发挥，而这份包容或许只属于读大学时的我，这让我在毕业一年半以来，时时怀念感激在西农生活的四年。

秦岭带给我的还不止这些。

由党委宣传部的靳军老师采写的《让优质山水滋养我们的师生——石头河水进校园纪实》对我影响很大，从大学二年级成为校报记者团骨干，一直到大三年级担任团长，我都极力推荐低年级的学弟学妹阅读这篇通讯，即便是校报每年九月招新时的笔试题也出自此处。

这篇通讯的意义在于将通讯类稿件采写的逻辑顺序和一些细节要点很清晰地表现出来，多读几遍几乎可以掌握一般规律。我和当时担任校报记者团副团长的张世君、刘冰瀚一直在思考如何总结经验，拿出一份可以适用校报记者团每一名学生记者学习的讲义，遗憾的是想象虽好，能力有限。这件事也和很多我们这帮学生记者激情洋溢、热烈讨论的新想法新计划一样，在从理论跨越到实践时一脚踩空，翻进了“石头河”里。

我在大二下半学期完成了一整年校报安排的采访任务之后，心里逐渐产生了一种认识。那就是当我采访西农的普通工作人员时，有负责南校红楼的园艺工人，也有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有在北校锅炉改造之前的后勤负责人等等，他们能够轻松地列举实际生活中的细节或事件，而我可以帮助他们归纳出一个理论或想法，在逻辑上一以贯通，对于参与采写任务的我而言，从采访到最终成稿十分轻松；而对于参与西农实际产出的博士生和教授，他们能够表达的是一个或多个想法、思考乃至精神，更多的例证需要从科研经历中细细挖掘，而这些细节往往在他们看来习以为常，不值一提。

这或许是因为对于学术人士，科研和生活的界线是不存在的，在实验室解决问题就像去食堂吃饭，职业上的压力就和下班时的交通拥堵一样平常。所以在大多时候，我为了简单轻松，大多选择去采访在校园内默默耕耘的各部门工作人员。

除此之外，我发现用文字直接表现“牺牲”“无奈”“伤感”很容易，写“快乐”“轻松”“愉悦”却很难，往往需要一系列平淡的细节推动出快乐的情绪。刚开始发现这个问题，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一些影响，我意识到原来快乐是很难的，因而我倍加珍惜每一个让我大笑的机会。

可是随着在记者团更多的采访写作，我发现快乐其实并不难，而是太多了，人对于快乐的感受能力甚至出现钝化，就好像身处蜜罐而不知甜，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细细反思和挖掘快乐。

大二下半学期，刘冰瀚、张世君还有当时负责管理校报微信公众号的袁瑞琪计划短时间内出一大批采访和图片，把当时起名为“西稷”的公众号推出去。当然这个计划最后确实收效甚微，但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确实在选题上有不错的想法和创新。我们并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校园里，而是把整个杨凌纳入采写范围。

我一贯喜欢在杨凌的每一条街道闲逛，因为一个人确实自在。我经常在西农路中间的一家叫“老孟面皮”面皮店吃早餐，这家店只卖擀面皮、蒸面皮和自己熬的八宝粥，想吃肉夹馍还得到隔壁的店。早晨八点半开门，店内不过容纳七八人的桌椅，九点左右就不得不在店门口支起小桌直至上午将近十一点把所有准备好的材料售完。店主老孟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戴着自己缝的白帽，端坐在店门口，那是他的舞台和领土，进店先用吼秦腔的语气问：“吃擀的蒸的？”

我大一刚入学还吃不惯擀面皮，嫌硬，但是大概过了一个月，深感细溜溜的蒸面皮没什么灵魂。擀面皮的劲道是黄土高坡上人民的风骨，我现在到了上海一边四处找擀面皮，一边四处认识来自关中地区的“乡党”，我觉得我身上有这里的硬气，这都是吃擀面皮吃出来的。

第一次顺着排队的人群走进店里，老孟用一双如黄土高原般沟壑纵横的大手在身后的案板上抓起一份面皮丢进一口缺了两道口的青花碗里，俯身从脚边的白塑料油漆桶抓出水淋淋的豆芽菜，抓出来的一瞬间，手上浸润的辣子和醋足可以给豆芽入一遍味儿。然后筷子尖挑进一点咸盐，两筷子芝麻酱，还有装在两个茶壶里“见不得光”的秘方调汁是老孟面皮的商业机密和市场核心竞争力，最后，夹起一根面皮泡进油泼辣子里搅两圈，再把调料和面皮拌匀，期间忽略老孟无数次将大拇指插进面皮里的问题，因为这或许也是好吃的秘诀。

我从大一吃到本科毕业典礼结束，期间曾被老孟劝诫年轻人宁可一周吃七顿，也不要三天吃七碗，也遇到老孟因腰椎间盘突出停业一个月。我出于校报记者团“让声音发出，使故事传承”的本能，采访老孟为什么不退休。

他说：“不干活浑身难受！”

凭我当时的审视能力，我可以理解老孟每天收工，拉下卷帘门后和老伴儿走向路边停着的老年代步车；我也可以领会他和我说：“一碗凉皮一碗稀饭，就饱咧……”我沉湎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情于人在生活中的挣扎和伤感，但我忽略了世界上真正普遍的东西，那就是身体力行创造新生活的快乐。

很长时间以后，我才终于意识到，快乐是贴附在筷子尖一厘米长食用盐的精确，是装在两个茶壶里面的汤汁倒向青花瓷碗的速度，是从油泼辣子里旋转飞升而出的擀面皮上的油花……

这是实践派的快乐，也是几乎所有人的快乐。我之前的采访里，有后勤人员在雨夜维修设施的付出，也应该有排除故障后，电流顺利走过用电器的喜悦；有教授凌晨两点在办公室准备教案、撰写基金，也应该有寒窗十余载，终为人师的成就；有博士后课题进展不顺的沮丧，也应该有晚上回家之后看着熟睡的妻儿，油然而生的责任、担当和奋斗的热情。

和秦岭的故事还没完。

我终于去了火地塘，是在大三下半学期，不是去实习，而是采访在那里的场站工作人员。刘冰瀚拿着他的相机，我装着纸和笔，跟随党委宣传部的张琳老师，坐车从北校出发，过山洞穿隧道，一路看着两旁的建筑从头顶热水器的黄土窑洞，变成白墙黑瓦。

火地塘的天气在晴雨之间交替。那里的场站工作人员，有的喜欢上了根雕，有的自己试着养野蜂，可以酿出清甜的槐花蜜，有的写诗，翻来覆去是“好山好水好寂寞”，有的一首又一首地卡啦OK，给他一杯忘情水，他能整夜不流泪。养蜂人是这里的大厨，炒得一手好川菜，笋子烧肉堪称一绝。沿着火地塘门外的路向下走，紧贴着潺潺流水，空气变得绵柔，三餐不曾饮酒，人也醉。

我不是一个热衷山野的旅行家，我也不能理解徒步穿越沙漠和密林的“驴友”，但我还能欣赏美。深处大山之中，刘冰瀚拿着相机左拍右拍，翻山坡下河流，端着长枪大炮在每一棵树上找鸟，张张都是好照片。我问他最后怎么取舍，他说他手上有三张存储卡，“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

之前在西农北校右任书院外的环形小路上，我和同学称之为“西农五环路”，我无数次遥望山巅积雪，但没有想过身处山间的一点是什么感受。而在那时，一向以文艺青年自诩的我张嘴便是：

“啊！大山，你真大！”

我大学毕业已经一年半了，年前我走在上海陆家嘴的宽阔马路上，那一晚多云，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被人们特别重视，但路上的行人已经戴起了口罩，我没戴。看着两侧直上云霄的高楼里灯火辉煌，浦江对岸又是十里洋场，身处现代机器下的大城，我又是渺小的一枚。夜晚看不到扶摇直上九万里的云烟缭绕，因为大城里的天空是安静的，是整座城的普通背景，变化起伏的是利剑一般的高楼，无数进出的人的呼吸和思想，是大城之中另立一座小城，这座城装着自己和爱人，装着美食美酒和城外的美景，装着坚忍，装着生存，不是山里天高任鸟飞的生存，而是“下一站，徐家汇”。

心里又燃起对大山之高远深邃的怀念，可我已经离开了大山。坐地铁回宿舍的路上，我在想：我对大山的怀念就在于大，大是包容，容我骑着小黄车在晴天阴天雨天雪天，容我思绪蹁跹，容我细看远观。

故言：我自山中来，要建一座城，山山城城。

闫克念，我校化学与药学院应用化学专业2014级学生，2018年9月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读研。

编发：马莹清

责任编辑：靳军

编辑：马莹清

终审：靳军